新聞從來沒有自由過

蔡政府發佈帛琉太平洋航空,為挺台灣堅拒大陸施壓改名,蔡政府感激一事,結果次日就被打臉,帛琉太平洋航空所發聲明是『由於政府大陸政策導致陸客減少,市場競爭下無法維持業務水平,因此公司將停止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航班』,隻字未提公司為了力挺與台灣邦交,不惜損失陸客,帛琉太平洋航空是屬於百悅集團(Sea Passion Group),集團董事長邱宏照是臺灣人,蔡英文政府偷換概念將帛琉政府堅持與我友好偷換成帛琉太平洋航空,帛琉政府不理大陸威脅,堅持與我友好並是「求仁得仁」,又怎能將太平洋航空因營運不敷成本停飛,說成是挺台呢?蔡政府操控輿論手法過於拙劣,新聞自由在蔡政府眼中是不存在的。
1976年越戰,由於新聞報導,使美國掀起反戰熱潮,越戰失敗後,尼克森曾宣稱:「我們最糟糕的敵人看來是新聞界」,於是代表美國精英階層的「三邊委員會」(就是美國金融巨擘,外交菁英,石油菁英)就越戰所引起的統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是《民主體制的可統治性》結論是「媒體已成為國家權力的明顯資源」,政府如果無法掌握媒體,「內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
1976年後美國『自由媒體』時代結束,代之以『共識』與『政治正確』,以科索沃戰爭言,早期美國媒體將”科索沃解放軍”定位為”恐怖分子”加以報導,一旦到北約美軍參與科索沃戰爭,科索沃解放軍一變為”正義鬥士”在這之前為了解決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親蘇聯勢力,必要拉攏南斯拉夫,因此稱科索沃解放軍為恐怖分子,1998年克羅地亞及波士尼亞已成功叛離蘇聯,進一步可已分裂南斯拉夫時,於是科索沃解放軍一變成為正義鬥士。
美國介入『科索沃』,是以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進行「種族屠殺」,而進行軍事干預,其目的是想要控制『南歐』,以達成前蘇聯裂解後,澈底封鎖『俄羅斯』。
『塞爾維亞』戰敗後,美國一直無法找到『米洛塞維其』有涉入種族屠殺,2001年美國政府以向塞爾維亞政府提供『一億美元』經費,要求「塞爾維亞政府」將「米洛塞為奇」送交國際法庭審判,海牙國際法庭一直無法定罪,最後當庭播放1995年在波黑發生的斯雷佈雷尼察屠殺影片,仍然無法證明米洛塞維奇犯下種族屠殺罪行,這段影片與科索沃戰爭完全無關,把各種原因死亡的屍體加在一起,也沒有北約軍隊轟炸殺死的人多。最後米洛塞維奇『離奇』病死獄中(傳言是美國中情局下手滅口)。為了給戰爭找到藉口,居然須取決於一億美元經援。
1976年前美國媒體屬於真正自由的媒體,1971年,前美國軍事情報分析師丹尼爾‧艾爾斯柏格將7000頁的美國國防部絕對機密文件《美國-越南關係,1945-1967:國防預先研究》洩露給紐約時報刊登,五角大廈聲請禁制令,要求紐約時報立即停刊,該報定期外聘律師事務所建議不要出版,但企業法律顧問「詹姆斯‧古德萊爾」主張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捍衛公眾對重大政府政策知悉權利。紐約時報採用「詹姆斯‧古德萊爾」建議,斷然拒絕,經過與政府訴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終審判決,以新聞自由應予以維護,判決紐約時報勝訴,紐約時報也因此獲得普利茲獎,贏得社會肯定。1976年之後美國政府經過股權交換大舉介入媒體,導致美國與猶太媒體大亨共享新聞事件報導的操控權,建立了”軍-產-媒體”的新結構,完成其對新聞媒體的控制。
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媒體對政府起著一定監督與制約作用。但在國際問題上,美國媒體常棄自己的”原則”於不顧。國際問題上美國的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然後將之炒作成新聞事件,目的則在說服民眾,使人民瞭解敵人邪惡,支持美國政府的政策,進而達到軍備競賽和武力衝突之目的,並使這一切都有高尚的理由與情操。
另外如何看待新聞事件,必須要從新聞媒體本質去看,例如:「美國之音」目前以43種以上語言進行全球性廣播,除此之外美國務院及CIA還資助「自由廣播電台」(Radio Liberty),及「自由歐洲廣播電台」(Radio Free Europe),進行對俄羅斯的廣播,美國更企圖購買卡達『半島電視台』,以建構其傳播帝國,影響中東;蘇聯花在傳播媒體上的經費來看,據美國中情局估計(1985年),大約是30億美元,莫斯科之音每週以81種語言,向一百多個國家廣播。我們欲知其他國家發生的新聞事件,就必須透過網路,透過高度科技發展的國家通訊社或媒體的”有色眼鏡”才能分析。這種媒體攏斷狀況下,國際傳播失衡趨勢正逐漸增大,國家利益的判斷上,也更趨糢糊。
其實新聞從來沒有自由過。真正偉大的是新聞業經營者與從業人員對自由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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